由于宗教信仰具有洗脑与控制思想之功效，大千世界愚从盲从者、走火入魔者不计其数，宗教很快便成为统治政权的利用工具，此乃宗教愚民之弊也。列举唐朝一例，我国佛教在盛唐时，堪称黄金时代，原因唐太宗不但是位有道明君，而且亦是一位护法仁王，他曾在旧战场各地建造七所寺院。武后（武则天）执政时期，她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【大云经】，把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，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，以及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，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，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职位，这使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密切。至玄宗时，由善无畏、金刚智等传入密教，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。由此可见，中华文化崛起的两个振兴时期，其中一者，唐代由佛家思想推动；另一者，汉代则由儒家思想推动。
然而，凡事物极必反，唐朝佛教兴盛则同时亦带来负面影响。比如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，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，扩充庄园，驱使奴役，更与贵族势力相勾结，避免赋税。另外，还放高利贷，设立碾嵦（贵族及寺院于其庄园或寺领地，沿水渠设置碾硙，用以脱谷、制粉，成为重要之财源。为了保护水力资源，以保护老百姓的稻田得以灌溉，一度禁止贵族设置碾硙，唐末以后始撤销禁令）等多方牟利，这样在经济上便跟国家的利益矛盾加深，从而导致政府渐起毁灭佛教之意图。及后武宗命令拆毁大寺4600余所，小寺4万余，僧尼还俗26万余人，解放奴役15万人，收回民田数千万顷。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极为严重，尤其【华严】【法华经】等章疏，大半都在此时散失，以致影响到天台、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，足见唐朝佛教兴衰，全赖愚民之弊也！
这里须要搞清楚一个问题，究竟佛教被统治者利用，还是佛教主动与统治者勾结，其性质完全不同。经历史考证可得，佛教从来没有主动与政府勾结，全部都是被执政当局作为愚民工具，这样看来，此与佛法本质无关（没有教人如何愚民），只是后人对其进行篡改利用罢了。但凡事必有利弊，汉朝独尊儒术，最后却流为礼教无情、愚忠愚孝。唐朝则推崇佛家，此为佛教的全盛时期，但最后亦因发展失控而遭致一场灭佛灾难。在佛教的经教典籍中，全部皆为佛法的理论知识，以及关于仪轨、修行、处世、生活的方式方法，并没有发现专门教授如何愚民的文字章节。须知道，佛法本质是不变的，只是我们加入了自己的想法，对其作出了篡改，由此可见，一切外在现象并非源自佛法、佛教之本义及宗旨。倘若因为这些表象（历史事件）而曲解了佛家思想，影响到自己的信仰，那实在太可惜了！
佛教本不愚民，但被用以愚民，因此受到后人所怀疑、摒弃，真可谓悲哉！其实佛陀释迦牟尼早已预料及此，故佛曰:【吾四十九年住世，未曾说一字】，为何佛说法四十九年，却又一个字也没有说过呢？此乃【法移】法门，法者所指为佛法与佛理等，移者则为移开、不执着之意。我们既要修习佛法，但又不能执着于其中，不住其理，不搞个人崇拜，无所住而生其心。佛陀唯怕后人痴迷佛法，掀起偶像崇拜，故留下【一字无说】佛偈，其意义深远！佛教理念之精华全在乎此矣。由此可见，佛家思想与儒家【中庸】、道家【无为】具有相同之处。
至于佛家避世之法，比起孔孟、老庄则更为全面。最具代表性为戒律，其中包括【五戒】【十诫】【二百五十戒】【三百四十八戒】。佛家主张思维修与行为修两者结合同修，而【戒律】则属于行为修，思维修主导行为修，行为修推动思维修，相互作用之下，形成一大避世法门，它被称之【因果业力】。从社会人文角度观之，思想与行为都得到良性的修正与改善，无论处于何种世道，自可安然渡过、全身而退。佛家避世法门完全基于严谨的戒律之上，其避世之道具有根本性，能够解决根源性问题。此与儒家、道家有较大区别，三者对比则各有其共性，亦各具其差异性。后人不应因为历史而否定佛家智慧，更不必把佛教归于愚民一类，此乃大错特错也！我们应该把佛教视为一门社会哲学（当然不单止这些），并应用到自己的人生实践当中，籍此成为人生的一大避世法门。佛家的避世理念以解脱为终极目标，此乃儒家、道家无法相比的优胜之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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